人物小传:
武献华，全国政协常委，东北财经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77年高考恢复，以安徽省宿州地区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辽宁财经学院(东北财经大学前身)基建财务与信用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
如果没有恢复高考，你会在做什么？
在家务农？在县里写宣传黑板报？还是……30多年过去了，不知道有多少个时刻，武献华曾认真思考过问题的答案。人生无法假设，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命运因35年前那场特殊的考试而改变。
“你好好学习，将来能吃上馒头”
1976年夏，21岁的武献华高中毕业后返乡劳动。由于从小到大学习成绩都很出色，他被安排进了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写对口词、三句半，宣传报道好人好事和上级文件。后来公社修水利工程，文字功夫过硬的武献华被调到了工地上继续搞统计宣传，在“东风吹、战鼓擂”、“你追我赶、奋力争先”的激情中继续着每天的日子。半年后，他被前来调研的县广播站站长推荐给了县革委会通讯报道组。至此，武献华从农村进入了县城。
年轻的武献华以为人生就这样了。令他没想到的是，就在这个时候，他个人乃至整个民族命运的拐点就要到来了。
在那个不看重甚至贬损打压知识的年代，武献华仍然有好好学习的无穷动力。“农民家的孩子总觉得父母供我们吃穿不容易，不能不用功。”武献华说，那个年代虽然不重成绩，但学习好仍然会受到老师的表扬和同学乡亲的羡慕尊重，无论是出于荣誉感或虚荣心，在那个艰苦的年代，他从未放弃苦读。而母亲的一句话更是对武献华影响至深:“你好好学习，将来能吃上馒头。”
“我们都是农民，种地的收成都要交给国家。而她可能是看到‘文革’前有人因为读书成了非农户口，从此有了粮票，可以吃上馒头。”武献华说，母亲的出发点很朴素，而这句话从小便烙在了他心上。因为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有切身体会，饥饿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那个年代的中国农村穷苦，安徽的农村则更苦。“我上高中住校没有饭吃，家里把地瓜切成片晒成干，然后磨碎了和上些萝卜蒸成窝头给我带着，一顿只能吃一个，没有一点油水。”当时极度艰苦的物质生活令武献华终生难忘，“但别看窝头难以下咽，家里的弟弟妹妹连这个也还吃不上”。他清楚地记得，有一次班上换了一个新水桶，木桶上新刷的桐油还未完全干透，虽然味道异常难闻，但等值日生抬着热水走进教室，大家便都扑上去抢水喝，“因为水上漂着油花呢！”
“虽然前途未卜，但我总觉得得对得起家里人和粮食，另外，多学知识肯定不会有坏处。”令武献华永生难忘的一幕发生在高中课堂，正在上课的他忽然看见母亲在教室窗口外注视着自己。原来，家里房顶漏了，中午家里买了一些豆腐招待来帮忙的乡亲，最后剩下一点，母亲赶紧用手绢包着给他送了过来。“就为了那几块豆腐，母亲来回要走十几公里的路。这一切都激励我不能浪费光阴。”每每想起这个场景，武献华都情难自禁。
终于，荒废10多年的高考要恢复了。武献华记得，从1977年8月开始，高考要恢复的消息就在数百万知识青年当中流传开来。他将信将疑却无从打听，但他似乎已经感受到了那一阵让人期待已久的清风。
从小勤奋刻苦成绩优异的武献华坦言，小时候曾无数次梦想过考上大学当一名科学家，但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个人的前途不掌握在自己手里，“那时候实行推荐上大学，那么多高中生毕业返乡，但每个大队一年最多只有一个推荐名额，希望非常渺茫。”对他来说，上大学这样的奢望只能埋藏在内心最隐秘的地方。
所以，当中央决定恢复高考的消息传遍全国，和数百万年轻人一起，武献华捧起书拾起笔拼了命积极备考。对他而言，那是积聚了太久的希望，是渴望了太久的梦想，是压抑了太久的信念。那时候没有教材，更没什么参考书，大家也都不知道要考什么，武献华在县城街头瞅了一眼布告，看了看哪些学校招什么专业。这时候县革委会通讯报道组的同事们伸出了热情的手，“他们很照顾我，不仅给时间复习，还从家里找来一些书，整理出了一些重点让我参考，还有很多互相传阅的手写和油印的材料。”武献华能感受到，这件事不仅事关他个人的命运，更是整个民族对知识、公平、公正的渴求。恢复高考不仅是简单恢复一个入学考试，而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
武献华埋头苦读，当时没有手表，困了就睡一会儿，醒来时天还黑着就接着看书。“恢复高考对我最大的意义在于，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它重新告诉人们，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我无论如何都要抓住，千万不能错过。”武献华说，恢复高考，用“分数论”打破了“成分论”。被现在很多人所诟病的“分数”，在当年却正是被很多人推崇的标杆——“因为它至少给大家一个相对公平的起点”。
终于，在1977年的那个让百万年轻人倍感温暖的冬天，武献华和570万人共同捧起一张考卷，同时迎接命运转折的到来。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凭借扎实的根底，武献华高考发挥得不错，以安徽省宿州地区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辽宁财经学院，县教育局特别奖励了他20元钱。“这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解决了我去上学的问题。”武献华清楚地记得，他从徐州火车站上车，花6块钱到了烟台，然后花3块钱买了一张船票坐到大连。1978年3月2日，等候在大连码头的学校老师接过了他手中装着被子和脸盆的网兜，武献华的大学生活正式开始。
大学对于武献华是陌生而新鲜的。新生入学，大连市政府专门为他们举办了迎新文艺晚会，市领导讲话、校领导勉励、国内著名演员献艺，一切都让武献华和他的同学感到国家和社会对他们的希望和期盼是那么的强烈。“身处民族命运转折的时代，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承担较之于其他而言是清晰而明确的，即‘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武献华感叹道。
十年“文革”，让中国和当时的年轻人失去了不少机会。在最应该读书的年纪，这些学生四处串联、上山下乡，以田为席、与牛为伴。经历了动荡坎坷和知识的严重匮乏，他们树立起了一种令人敬畏的“务实态度”，对学习充满了强烈的欲望，求知欲“集体爆发”。每到晚上自习时间，教室、图书馆总是爆满，很多同学每天傍晚6点来钟刚吃完晚饭就去抢占座位。图书馆、教室关门后，大家就回到宿舍继续学习，到了学校规定的熄灯时间，有的同学便到走廊去看书。管理员逐间宿舍巡查，监督学生休息，即便这样，仍有同学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复习功课。
“我们都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所以特别珍惜现有的机会，学习极其刻苦用功。”和从农村、工厂、机关、部队一路风尘而来的年轻人一起，武献华怀揣着难得的机会、忐忑的梦想和奋发的意气，经历了学业上的一个个挑战。以至于在考试中考个七八十分都会让人觉得痛苦，只有达到90分以上他们才觉得这一门功课学得差不多。而不管寒暑冬夏，每天不等日出，晨读外语的同学就会挤满整个操场，形成一道最美的风景线。
同样争分夺秒的还有武献华的老师们。“文革”带给他们的伤害不亚于那些被剥夺了求知权利的孩子们，这些老师急着想把自己所知倾囊而授，不仅课堂上教学异常认真，课后还去学生宿舍进行辅导。“老师们勤恳敬业的师德和实事求是的严谨作风一直影响我至今。”武献华说。
艰苦的年代，艰苦的条件，艰苦的学习。一毛钱可以解决一顿饭，能吃饱肚子就已经是万幸。但那个年代留给武献华的仍是这世上最美好的回忆。77级大学生年龄差距很大，班上最大的同学36岁，小孩儿都上小学了，最小的才16岁。即便这样，大家仍相处得其乐融融。“那时一个宿舍住8个人，可以说亲如手足。大家干什么都一起，学习上互相督促启发，生活上互相关怀帮助，谁家有困难都会伸出援手。”武献华说。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彼此借钱赠物更显得弥足珍贵。有一次武献华参加一个比较正式的活动，宿舍里一位城里同学便把皮鞋借给他穿。“我还记得那是一双猪皮鞋，当时有同学就开玩笑忽悠他说‘猪皮鞋要擦猪大油’。”每每回忆起这些，武献华的脸上都会泛起温暖的微笑。当时还有很多同学是带着工资来上学的，每月几十元的收入在武献华他们看来可是大富翁了，而“富翁”自然也时常请大家吃饭。“这些都是那个时代大学生独有的印记，今后，这样的故事不会再有。”武献华沉吟道。
当代大学生应保有一份知识分子该有的气节
1977年的中国百废待兴，各行各业对知识、对人才的需求和吸纳在今天看来仍是十分惊人的。1982年，“文革”后首批大学毕业生新鲜出炉，随即被“一抢而光”。武献华那届毕业生1/3进了北京中央各部委，1/3到了高校等学术研究单位，1/3分到了各省的省级机关，“当时市一级单位压根就要不到人，因为人才太紧缺，根本就不够用。”
今天，77级大学生已成为社会各阶层的中流砥柱。白驹过隙间，昔日求知若渴的武献华已经成了博士生导师。在他看来，那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为庞大的考试，它所恢复的不单单是参加了那场考试的570万考生的信心与希望，它更直接改变和推动了中国的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成为一个国家得以重新复兴和兴旺的基本。
30多年过去，即便有人将高考制度抨击得体无完肤，武献华仍然觉得，高考制度虽然不尽合理，但仍然是目前我国最好的选拔人才方式，因为它相对公平，相对“干净”。在他看来，目前的一张考卷定终身的方式符合“人才是有规格”的特点。“有的人适合做具体工作，就应以职业教育来解决培养问题；有的人具有发明创造的潜质，就可以通过潜质测试来发现。发现人才还可以通过面试、动手等方式。”武献华认为，不同的人才有着不同的培养方式，我们的教育应该尊重他们的个性。
随着连年扩招，现在上大学不再是来之不易的事。而一批批越来越早熟的学生们过早地被社会影响令武献华感到一丝隐忧，“相比我们那一代大学生，现在的孩子素质全面、自我意识强，但缺乏我们那一代乐观、积极向上的精神。太多孩子没有这个年龄段该有的纯真质朴，我真心希望他们能保有一份知识分子该有的气节和社会责任感。”武献华说，大学的现状也正是整个社会的缩影，现在德育教育整体欠缺，因此大学和大学老师应该在帮助学生们树立正直健全的人格方面有所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