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把张振亭放在最后介绍，原意是因为他是为数不多的许海峰首金全程见证者，我想“重点推出”。但后来发现还多了一个作用，和张振亭聊着聊着，出现了主旋律：中华体育精神，这倒是出人意料的。
有时候冥冥中自有好安排。譬如《体育报》记者们在洛杉矶奥运会上的安排，《体育报》系统有五个名额，《新体育》占去一个，其他四个给了张振亭、颜世雄、李高中和摄影师王洪俊。
“我们派出了实力最强、最有经验、文笔最好的记者去了洛杉矶。”张振亭还少说了一个：理论水平最高的。
1984年张振亭刚刚升为副总编辑，那年他44岁，正当年。他的特长是新闻评论。“我从高中时就开始订《体育报》，记得高一开学那天回家，《体育报》的 头版头条是乒乓球世界杯，郭跃华和李振恃分居冠亚军，印象深刻。那时候，我就知道，《体育报》有个写豆腐块评论文章的张振亭，几乎隔期就出现。当时《体育 报》是周三版，一三五出报的，如同现在的《体坛周报》，后来我知道，张振亭偶而写些特写，相当有文采，1981年诺维萨德世乒赛，他写郭跃华的特写‘大海 弄潮’是最早的乒乓佳作。”
张振亭本来就是学中文的底子，他家乡在山东济宁专区汶上，196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之后晋京到了中国作家协会的《文艺报》，文革中进干校，1973年恢复工作时，他不想回作协，组织上就介绍他来《体育报》，也许世上少了一个纯作家，但多了一个体育评论家。
“一开始我还是有想法的，但后来发现，体育这一块有很多文章可做，虽然是蹦蹦跳跳，但里面有深刻的内涵，尤其到了奥运会，我看历史文件，再结合历史背景，觉得很能折射中国人的命运。”
中国体育人的命运在洛杉矶奥运会完全改变，许海峰的零的突破给了张振亭强烈的冲击，他在现场见证了全过程。
“李高中、颜世雄他们采访能力强，所以我把采访难度大的一些最重要项目如球类和田径体操分给他们，我分了几个相对小一点的项目如举重、击剑、射击，谁知 不巧，我采访到了中国队八块金牌的收获，其中举重四块，击剑栾菊杰一块，还有射击三块。当然最激动人心的是许海峰的第一金。”张振亭说得很谦虚。需要补充 一下，在去洛杉矶前，张振亭就发着低烧，打完针上的飞机，到了洛杉矶，采访了半程，他的病才好透。说起来，他是带病去见证许海峰创造历史的。
洛杉矶射击场在洛杉矶郊外的普拉多，离新闻中心约有170公里，大巴开得又慢，路上要占去近两小时，加上许海峰并非夺标大热门，所以那天早上去看男子自选手枪比赛的记者并不多。
当时大热门是瑞典著名枪手拉贾斯卡纳克，这是奥运史上数得着的人物，一方面因为他成绩好，取得过一次冠军，两次亚军，一次季军，另一方面还因射击生涯长，从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旗开得胜后，一直打到1996年亚特兰大，堂堂七届奥运国手，比我们的王义夫还多一届。
1984年，拉贾斯卡纳克已经50岁，但状态正佳，记者们捧他场也是有道理的。至于在40号靶位的83号中国射手许海峰身后，除了几位中国记者，只有他的教练张福。
“打到中间时，我悄悄问张福，张福笑笑说，问题不大，而且现在注意力都在瑞典人那，对我们是好事。”张振亭至今记得，“打到第三组时，许海峰还失踪了一会，后来发现他自己找地方去休息一下，调节自己的情绪。”
许海峰最后一枪打出后，10环，以566环取得冠军，老拉贾斯卡纳克565环，屈居亚军，王义夫再少一环，季军。
“最感人的一幕是我们的两位老主任陈先和黄中冲上前去，抱住许海峰就亲吻，确实，我们以前参加奥运都是零蛋，这次首次全面参加就突破了，而且后来一突破 就哗哗地拿了15块，太解气了。”只是28年后，张振亭有一个小遗憾，“假如再叫我回头写这零的突破，写出来的肯定不是这深度，当时毕竟对体育，对奥运研 究不深，采访得不够细，怎么写这种历史的大场面，我心里还是没底。”
说是这么说，普拉多的枪声，张振亭躬逢其盛，也激情洋溢地展现给国人们了。
其实除了许海峰，其他七金的报道，给人印象也很深，当时他写栾菊杰的名句：“她左手握的是宝剑，右手握的是和平”，至今耳熟能详。
洛杉矶后，张振亭再也没有回到奥运第一线，但之后历届奥运，一直到悉尼，他一直坐镇大后方。1993年他升任《体育报》总编辑，主持报道了亚特兰大奥 运。之后他去党校学习了半年，正好给他一个沉淀思考的机会。因为从洛杉矶回来后，张振亭就在琢磨：体育到底是什么，奥运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在中国走向世界 的同时，对金牌的追求那么迫切？
体育才子评论员，写出了漂亮的答案。张振亭很快组织撰写了六篇长篇系列评论“论中华体育精神”，不仅在圈内广受重视，连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都予以好评。
2000年，张振亭退了下来。12年来也有三届奥运会，特别是北京奥运会轰轰烈烈，不过他没有到现场，而是在家里看电视。
那天临分手前，我问他两个问题：一是他心目中的《体育报》采访奥运会的全明星记者阵容是哪几位？二是如果再有机会写评论他会写啥？
对于第一个问题，老同志沉吟了半天，最后还是没说，只是说《体育报》人才济济，难以选择；对于第二个问题，他说得很干脆：
“以前我对体育含义、体育本质的理解，更多的是政治上的，体育如何振兴中华民族精神，现在再看，角度会不一样。体育不应承担过重的政治的压力，体育本身 也不见得完全具备振兴民族精神的功用，虽然以前起过作用，如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生活内容丰富了，体育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应该有新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