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全球经济共同治理
单从字面看，“全球经济治理”是一个有些抽象的概念。
但欧洲“毒黄瓜”事件所暴露出的问题，却给“全球经济治理”的内涵和意义做了一个普及性的注脚。
近两周，由“毒黄瓜”等受污染蔬菜引起的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疫情肆虐欧洲，截至当地时间5月30日，德国报告确诊或疑似患者已经超过1400人，其中14人死亡。除德国外，瑞典、丹麦、英国、荷兰和法国多个欧洲国家均发现相关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形容这次疫情时用了八个字：“非常巨大、非常严重”。
连日来，维护本国利益成为欧洲有关国家的主要诉求。其结果是，大家都希望把责任的“球”踢到国门外面。
而全球化给食品业带来的变化是，食品供应链分布区域极为广泛。仅就欧洲黄瓜来说，就有西班牙、丹麦、荷兰等多个出口国。供应商的多元化，增加了进口国管理的难度，出现问题的机会也相应增加。
因此，一旦危机发生，薄弱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无法提供足够的途径发现问题根源。
当今时代，需要建立健全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领域不仅仅局限于食品安全。全球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等全球性的议题，都已超越了任何国家的一己之力。
尽管学界对“全球经济治理”尚未给出一致、清晰的定义，但其核心是共同应对与解决人类社会所共同面对的问题，其中有些问题已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存，共同利益因而居于更重要的地位。
应当强调的是，今天的全球经济治理与以往的国际对话谈判不同，其核心不是一种利益的交换和平衡，而是为了维护人类的共同安全，促进人类的共同发展而出现的一种对新秩序建构的过程。
其根本目标是推动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实现全球经济治理，理当放弃霸权和冷战思维，国与国之间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各国包容性增长，创建和谐世界。
这不等于“西方治理”，也不等于大国治理。它的核心是国际社会各方要普遍参与、普遍受益，方式应当是平等协商、合作共赢，平台主要是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多边机制，依据是公认的国际法、国际关系准则和惯例。
随着二十国集团(G20)机制的出现，新兴经济体在推动相关制度与机制创建中将发挥重要的建设性作用，促进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世界开辟更宽广和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二十国集团被公认为应对重大经济和金融挑战的重要平台，是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是推动建设全球新型发展伙伴关系的有益尝试，体现了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但现行的国际体制及其各项规则是由发达国家主导、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形成的，在许多方面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世界贸易组织新议题的谈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等，都体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规则的与时俱进。全球经济治理不可能回避世界变化后对现行规则提出的变革诉求。
发展中国家应该是建立全球经济治理秩序的主体。没有占世界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参与，这种全球治理就无法展开。如何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实现“责权利”统一；发展中国家如何不跌入某些强势国家设计的陷阱等，需要多方积极探求。
因此，在设计全球经济治理框架时，发展中国家应该大胆参与，仔细研究框架的机制，明确自身的权益与利益，充分发挥发展中国家的整体优势，共同创造一个公平与合理的国际发展环境。□(文/林飞)
《瞭望》文章：新兴经济体的全球治理新角色
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地位的上升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它们现在以及未来将面临诸多严峻挑战，距离建立一个合理的全球秩序尚有漫长的路要走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本文采访专家：
沙祖康联合国副秘书长兼2012年可持续发展峰会秘书长
克劳斯·施瓦布世界经济论坛主席
迪尔克·梅斯纳德国发展政策研究所所长、德国政府全球环境变化学术顾问委员会副主席
伯纳德·鲍莫尔美国著名智库经济展望集团首席全球经济师
尤里·达杜什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国际经济研究部主任
回望1999年，在七国财长的倡议下，二十国集团(G20)宣告成立；起初，它还只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非正式对话的一种机制，对话的议题完全由八国集团(G8)设置与主导，新兴经济体还没有话语权，2004年在美国举行的G8峰会甚至没有邀请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参加。
然而，在2008年发端于美国、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之后，(由G8加上新兴国家组成的)G20就取代了老资格的G8成为全球治理的主要磋商平台。这种历史性的飞跃反映了新兴经济体整体力量的崛起，在全球治理尤其是经济治理中，这些“后起之秀”不再是无足轻重的“围观者”。
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德国发展政策研究所所长、德国政府全球环境变化学术顾问委员会副主席迪尔克·梅斯纳断言，没有新兴工业国的参与，世界经济的重要问题就无法解决。
从边缘到中央
由传统工业强国组成的G8被习惯称为“富国俱乐部”，因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长期执世界经济之牛耳，甚至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全球经济的走向。G8名义上是一个非正式国际组织，实际却被视为当今西方国家主导国际秩序的真正核心。
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联合国副秘书长兼2012年可持续发展峰会秘书长沙祖康表示，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借助七国集团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等为全球治理定调。
从G8成立之初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其代表性和合法性就一直受到发展中国家的质疑，后者不断呼吁，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但是，限于自身经济、政治等综合实力的差距，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薄弱，多年来，G8一直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占据着主体地位。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日趋加强，这一局势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特别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严重影响，让经济“大佬”们认识到，G8主管世界的模式日益困难。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99年，七国财长会议提出了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合作论坛——二十国集团(G20)，邀请新兴经济体就国际经济、货币政策举行非正式对话，维护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稳定，防止国际金融风暴的重演；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新兴经济体终于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
但是，由于自身以及外部等各种复杂因素，G20在成立之初并未充分有效地发挥本身应该具有的功能和作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传统经济力量陷入持续的衰退之中，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增量的主要来源，它们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支撑力量，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世界经济格局的转变。
《博鳌亚洲论坛新兴经济体发展2011年度报告》(以下简称《博鳌报告》)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新兴经济体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得到空前加强。这些新兴经济体国家积极参与到应对经济危机、全球治理、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一系列重要的国际协调工作中，推动了全球经济向着更加公平公正的可持续发展方向前进。
在2010年的洛桑世界竞争力排名结果中，中国位列18，较2009年上升两位，韩国、印尼、巴西、南非等新兴经济体国家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只有少数国家出现排位下降。
2010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了投票权改革方案，将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整体投票权提高到47%。其中，中国的投票权几乎翻了一番，跃居为第三大股东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此外，阿根廷、巴西、印度、印尼、韩国、墨西哥和土耳其的份额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传统经济大国的比重下降。
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兴经济体也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央。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撰文指出，后金融危机时期的世界面临三大机遇同时也是三大挑战：其一，全球治理体系进入一个新阶段：美国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下降；联合国体系难以适应新的全球问题；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开始共同设定全球治理的议程。其二，全球气候变暖和低碳经济成为全球发展的首要议题。其三，以金砖国家为主的新兴大国崛起。
他认为，在这三大机遇中，新兴大国整体崛起是最重要的历史性变化，它决定着其他两大变化的进程。
美国著名智库经济展望集团首席全球经济师伯纳德·鲍莫尔对本刊记者说，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理所当然地应当在国际组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他预测，在未来十年左右，全球经济大约70%至80%的增长将会来自于这些新兴国家。
沙祖康也认为，在应对危机、改进全球治理方面，G20发挥了积极作用，他说：“新兴国家的参与，有助于全球经济治理决策趋于民主和平衡。”
新角色新期待
那么新兴经济体将在全球治理尤其是经济治理体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又能发挥多大的作用？会给全球治理体系带来哪些新的变化？
迪尔克·梅斯纳认为，作为当下最重要的世界经济参与者俱乐部，G20对稳定世界经济和全球经济治理的进一步发展负有重要责任。
他说：“人们还远未从世界金融危机以及过去几十年的过度投机中汲取经验教训。”因此，他建议，G20必须在世界金融市场上贯彻实施有效的框架条件和整治措施，以实现稳定、透明和激励机制，从而限制短期和短视行为并促进更多着眼长远的投资。与此同时，世贸谈判裹足不前，G20应为恢复世贸组织活力贡献力量。
不仅如此，迪尔克·梅斯纳还向本刊记者表达了他对G20的两点期待：其一，与联合国紧密合作并系统地照顾到贫困国家的利益，推进广泛的多边主义。他认为，尽管G20代表着全球国民生产总值中非常大的一部分，但仍有172个国家不是它的成员。如果不能照顾到其他国家利益，G20将失去合法性和行动能力。
其二，关注世界经济向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经济的过渡。迪尔克·梅斯纳认为，这一问题很可能是世界经济在21世纪面临的核心挑战。“很多新兴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最终将实现快速增长并消除贫困，同时我们作为人类文明也将触及地球系统的极限”，他说，“G20必须关注这一课题，因为只有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共同加以推进，世界经济的‘绿色转型’才可能成功。”
“金砖五国”都是重要的新兴工业国和崛起中的经济大国，也是新兴经济体的中坚力量，因此，迪尔克·梅斯纳认为，它们在建立有承载力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为世界气候政策提供帮助、消除世界范围内的贫困、解决资源问题、稳定较弱国家的形势等方面应该大有作为。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国际经济研究部主任尤里·达杜什则特别描述了中国应该扮演的角色，他对本刊记者说：“中国拥有约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以合理地运用这一外汇储备，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逐渐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使得中国逐渐成为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更重要角色。”
同时，他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之一，中国也应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发挥更重要作用。这位经济学教授认为，在多哈回合谈判中，中国应该表现得更加活跃一点。
尤里·达杜什还补充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些国际经济舞台上，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应该得到管理层的更大话语权。
两个“疲惫的世界”
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地位的上升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多位受访专家亦尖锐地指出了它们自身存在的隐患和问题，现在以及未来将面临的诸多严峻挑战，距离建立一个合理的全球秩序尚有漫长的路要走；其中，G20尤其要避免成为只代表成员国本国利益的组织，重复G8的老路。
尤里·达杜什对本刊记者说，尽管新兴经济体的增速强劲，但通胀压力在逐渐加大，经济持续多年快速发展后面临着过热的风险。
在这位经济学者眼中，这已经成为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的重大威胁。“有些经济体的通胀压力已经达到6%左右，中国、印度、巴西等国都出现通胀压力加大的情况，尤其是食品、食用油和汽油价格上涨给贫困人口带来较大的生活压力。”他说，“而在发达经济体，民众发现生活成本上涨的压力相对要小些。”因此，尤里·达杜什建议新兴经济体应适当放慢经济增速。
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发表了自己对当下世界经济的看法。他认为，总体观察，传统的工业国家正努力摆脱较低的经济增长率，而增长率较高的新兴国家却不同程度地面临通货膨胀、经济泡沫等老问题。因此，他说，如今，全球经济存在两个“疲惫的世界”。
经济隐患之外，黄仁伟还提出，新兴大国与传统工业大国的真正差距，在于其内部结构仍有严重缺陷。他说，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中坚力量，金砖国家仍具有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的特征，无论是经济社会结构还是政府治理结构，都存在着结构质量和可持续能力问题。
《博鳌报告》就毫不避讳地指出了中国前行中面临的障碍：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中国亟须解决的问题集中在三个方面：政府商业行政效率，包括商业审批效率和商业仲裁效率；基础设施能力，包括互联网、电力以及通讯设施方面；社会发展水平，包括医疗服务和交通安全问题。
正因为如此，沙祖康提醒不可盲目乐观。这位联合国副秘书长说，新兴经济体的参与，尚未从根本上改变发达国家主导全球治理的现实。至于二十国集团在未来能够发挥多大作用？发展中国家能否在二十国集团会议上提出议程并作出决策？都还是未知数。“全球治理的民主化是一个长期进程，现在远未实现。”
在沙祖康看来，全球治理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言权和代表性的严重不足。发展中国家面积和人口占全球70%以上，但GDP总量仅占全球49%。“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美国一家拥有16.77%的投票权，而即使投票权份额改革完成，发展中国家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也仅有48%，还不到一半。”他说。
还有一点需要引起重视的就是，一直到现在，11个新兴经济体国家也没有建立起具有普遍意义、有实际效果和长效机制的制度性组织，这制约了它们在全球治理机制中更有效率地发挥作用。
黄仁伟就建议，金砖国家应该从一个论坛发展成为能采取共同行动的一种机制。他认为，这种对话机制一旦形成，就可能吸引更多新兴经济体国家加入，使之更具有代表性。
沙祖康则强调了联合国的重要性，他说，与联合国相比，二十国集团的讨论和决策相对高效，但联合国是最广泛代表各成员国利益的全球机制，其民主性和权威是任何组织都无法替代的。如何将二十国集团的有效性与联合国的代表性与合法性有机结合起来，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个课题。
与沙祖康一样，迪尔克·梅斯纳也表示，全球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的世界经济，必须由公平且高效的多边主义，即更多国际合作保驾护航。
他说，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话语权的提升有助于重塑其形象，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责任。
迪尔克·梅斯纳严肃地警告：如果民族国家片面遵循自身利益，而非设法实现全球利益均衡，我们将既不会实现有承载力的全球经济治理，也无法和平处理资源紧缺问题。狭隘的利益政策将导致世界经济治理不当，资源冲突以及对全球化的威胁。
他说，所有重要的经合组织成员国和新兴工业国都必须汲取这一教训。□(参与采写：《瞭望》新闻周刊驻洛杉矶记者于大波报道员王晓群驻华盛顿记者蒋旭峰驻联合国记者顾震球驻柏林记者焦宇执笔：
在全球治理中要处理好担当责任与量力而为的关系，基于有效履行大国责任和维护国家利益拓展的双重考量，中国应该有一个综合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和军事手段的全面“走出去”战略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仁贵
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总裁卡恩宣布辞职后，该组织继任人将由谁来担任成为各国热议和关注的话题，并在世界范围内引发激烈争夺。一边是霸着“宝座”不肯撒手的欧洲，一边是跃跃欲试的新兴经济体，最终花落谁家尚无定论，但这场争夺折射出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迁，也凸显出变迁之路曲折而漫长。
“一块试金石”
在国际治理体系里，诞生于英国霸权时期的原则——实力为基础，均势为前提，一直被沿用至今。
在英国霸权和美国霸权的交接中，中国遭遇了两个治理体系的“治理”。交接过程中产生的“国联”便是其中的一个治理主体。彼时，在日俄战争、日本对华侵略等问题上，中国都是被治理的对象。中国的问题也成为当时国际治理的主要问题。在欧洲，当时对英国霸权构成挑战的国家主要包括法国、奥地利、俄国等国家，英国提出了“均势”理论，哪一边稍弱，英国的屁股就坐到了哪一边，这就让其他国家间相互制衡，从而维护英国的霸权。
二战后期，雅尔塔体系建立，中国既是战胜国，也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但是在“实力为基础，均势为前提”的原则下，由于实力的缺乏，中国并没有什么话语权。
在“9·11”事件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格局正在朝着“一超多强”的局面发展，而且“一超”的实力逐渐减弱，包括金砖五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多强”实力正在上升。世界又向着均势方向发展。新兴经济体寻求符合自身实力的话语权顺理成章。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认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打破了长期以来由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经济治理的格局。
在二十国集团框架下，发达国家迫于国际经济格局的变迁，在2009年美国匹兹堡峰会上已同意将IMF和世行两大机构的份额向发展中国家分别转移5%和3%，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在2010年的二十国集团韩国首尔峰会上，发达国家进一步同意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超过6%的IMF份额，欧洲国家还被迫同意让出IMF执董会中的两席给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目前，世行份额调整已先行一步，IMF还有待落实。
根据IMF公布的总裁遴选程序，候选人提名截止6月10日，新总裁人选有望在6月底诞生。不论最终结果如何，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这次勇于挑战至少表明，随着全球力量对比的天平由西向东倾斜，发展中国家自信心不断增强，欧美发达国家已经不能完全自己说了算。
IMF总裁之争可以说是国际经济治理改革的一块试金石，但尚未触及根本，如何真正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代表性才更具有全局意义。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治理，特别是全球经济治理领域发生了重要变化，最显著的标志是，为了共同应对危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发达国家和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二十国集团框架内进行了合作，发展中国家在这一框架内的发言权明显增强。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退却，全球治理改革能否继续下去，不但取决于发达国家的意愿，也有赖于发展中国家的努力。虽然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对比正在此消彼长，但总体而言，在全球治理格局中，发达国家依然占据明显优势，发展中国家仍处于不利地位。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中的不均衡情况依然严重。
未来变局
就国际治理制度的演变而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为本刊记者分析了未来的几大变局。
其一，非西方世界的一批大国凭借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力图向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逼近，逐步改变传统西方国家主宰各种重大国际制度的局面；而传统西方霸权国家则千方百计维持旧的格局，包括打压非西方竞争者，以避免主导权旁落。考虑到传统与新兴国家实际存在的各种差距，不同势力此消彼长的摩擦会不断加剧，而取代过程则漫长曲折。
其二，形成各种新的区域性力量中心，同时包含西方强国和新兴大国的力量中心，在某些地区强国的强力引导下，将依托本区域的经贸一体化和文化向心力，建立和发展一批区域性国际标准和制度框架(如欧盟法律框架、东盟安全共同体、西非国家贸易同盟、拉美能源合作机制等)，对原先国际间的相关制度规范形成挑战；另一种方式则是在全球范围调整原有国际制度的结构，重新分配投票权、资金存留比例、领导人国别来源或其他决策份额，逐步使各种全球性国际组织和规范适应新的力量格局。
其三，在全球层次上，国际制度的三大方向性改革，将持续受到各方面的关注与投入。在政治和安全领域，联合国机制的变化，特别是安理会结构的改革，以及安理会所决定的集体解决国际冲突与维持和平的方式，将成为未来十年不同力量和声音较量的平台。
在经贸和环境领域，以八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为主要象征的传统西方大国和新老国家并存的两类国际机制，包括受其左右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制的调整过程，将以互补、合作和竞争、超越的双重博弈，通过复杂的磨合进程，在长期的此消彼长中，共同制约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在文化与社会领域，以联合国宪章和“人权公约”、经社理事会与教科文组织为主要体现的国际文明制度及其规范，在被各国越来越多地利用来解释本国的政治制度、文化战略、外交方针合法性的同时，自身也将不断地得到各种充实、修正和完善，成为更加显著与有效的全球性伦理价值与国际法来源，有形无形地制约着世界范围各式民族主义、“文明间冲突”、新生态政治和重大社会思潮的起落。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为本刊分析认为，目前的全球治理主导权仍旧掌握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手中。在全球治理的新格局里，发达国家中的小国和债务国、广大发展中国家都是被治理的对象。
他说，现有的全球治理规则、结构等本身也是被治理的对象，而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间也存在着治理和反治理。比如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提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对原有治理体系提出了质疑和挑战，而发达国家就提出了“可持续均衡增长框架”，大肆鼓吹“大国责任论”等。
5月26日至27日，八国集团(G8)首脑会议在法国北部海滨城市多维尔举行。这是自2005年以来，八国集团首次在没有主要发展中国家参与的情况下单独举行首脑会议。这表明，已经从国际金融危机中缓过劲儿来的西方发达国家，不仅不会轻易让八国集团退出历史舞台，反而有可能抛开新兴市场国家，继续寻求制订全球政治、安全领域的议事日程。
量力而行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张严冰认为，中国开始进入现存的全球治理体系可以从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算起。
不过，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性并不高。他在《崛起的中国与全球治理》一文中分析了背后的原因：一是因为受自身实力所限，无力左右国际格局；二是因为在刚进入国际体系之时并无全球利益可言，许多情况下是事不关己的；三是因为苏联解体后成了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直接面对西方的挑战，奉行的是“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外交政策。
经过30余年改革开放，如今，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大幅提升，特别是伴随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中国长期以来不得不单独承受的某些战略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得以缓解，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因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因此，张严冰说，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成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员已成必然之势。
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宋泓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也表示，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声音在很多国际事务中日渐不可或缺，许多经济层面的国际事务，若无中国参与便难有突破，这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国际社会对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期待日益看涨。”他说。
受访专家认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要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主权，增进国家利益，并且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必须形成一套应对全球化时代政治的战略策略。
但江涌提醒说，在全球治理平台上，中国是一个“新手”，驾驭“全球”这一大舞台尚需时日。他认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尤其需要把握好度，尽可能争取应得的权利，同时也不能盲目迈进，要清晰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同时也得警惕陷入“权力陷阱”，进而背上沉重的“包袱”。
国防大学教授江凌飞对此表示同意。他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在全球治理中要处理好担当责任与量力而为的关系，基于有效履行大国责任和维护国家利益拓展的双重考量，中国应该有一个综合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和军事手段的全面“走出去”战略，加大国际作为，敢于承担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