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番蔬菜价格上涨，将“农超对接”这一专业名词推入了公众视野。由农业部、商务部等部门联手推动的这一活动，旨在通过农村专业合作社和大型连锁超市的供销对接，降低物流成本和中间环节的加价，以达到平抑菜价和保障农民增收的两重目的。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承载了保障蔬菜供应链两端人群利益的农超对接，因为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仍面临一些现实难题。
■价格低一半的芹菜
12月7日临近中午，家乐福保龙仓谈固店的蔬菜区人来人往，非常热闹。这里既有没有包装、成堆摆放的散装蔬菜，也有保鲜膜包装、一盒一盒的精品蔬菜，大白菜、西红柿、黄瓜、香菇、芹菜等应有尽有。
人流主要集中在散装蔬菜区域。比较一下价签就可以发现，有保鲜膜包装的精品西红柿是一斤4.27元，散装的则是1.58元。
记者随机采访发现，价格低廉和购买方便是人们选择在这里买菜的主要原因。“像这芹菜吧，这里卖6毛9，外面(的菜市场)卖一块五！”一位刚买了捆芹菜的大姐说，她家就在超市附近，最近常来这里买菜，市场都不怎么去了。
这里并非所有的蔬菜都像芹菜这样便宜，但绝大多数都比菜市上便宜0.2至0.5元。比如胡萝卜0.98元(以每斤计，下同)，菜市上则为1.3—1.5元；土豆1.88元，菜市约为2元；尖椒1.78元，菜市上卖到了2.5元。
大多数消费者并不了解或关心为什么在超市里买菜会便宜，但当记者问到一位30多岁、正在挑黄瓜的男子时，他显得成竹在胸：“超市是直供啊。”
“农超对接”所带来的农产品直供超市正是市民可以买到低价菜的原因：蔬菜从地头直接进入超市，省去批发商这一环节，降低了物流成本，也降低了超市的进货成本。商务部12月2日发布的新闻稿显示，自“农超对接”开展以来，农产品经超市销售的比重由“十一五”初期的15%提高到20%，连锁超市通过“农超对接”采购农产品，流通成本平均降低15%左右。成本的下降带动菜价的下降，让利给了消费者。
■争夺定价权
但是，“农超对接”目前只是初步阶段，在美好的前景下存在着尴尬的现实问题。
藁城市丘头镇堤上村村干部闫坤利说，他们市的一家合作社就曾经有过与超市的失败合作，原因正是定价权的不平等——— 超市给的价格太低了。
藁城市是我省的蔬菜种植大市，合作社的发展比较超前。闫坤利说，今年春天那家合作社曾与石家庄一家大型连锁综合超市合作，双方在价格上存在分歧，“合作了一段，后来很自然就不做了，(因为)还不如像以前那样(卖给批发商)。”
闫坤利觉得，其实一斤黄瓜卖到什么样的价格，不是合作社说了算，也不是超市说了算，而是市场。只是超市给的价格比较苛刻，只肯比市场平均水平每斤高出0.1—0.2元。而这0.1—0.2元的利润背后，是进超市的繁琐手续、包装成本、残次蔬菜的贱卖等等。
“我们的菜进超市、搞农超对接，手续特别繁琐，需要好多环节：注册农业公司、申请品牌、通过绿色认证等等，可即使通过了这些，价格也不高，”闫坤利说，“比如黄瓜给批发商是一块五，进超市才一块六、一块六毛五，没什么吸引力。”
他继续算账：虽然多赚了这0.1—0.2元，但包装成本还需要合作社负担，一个包装几分钱。而且由于对蔬菜的品质、大小有要求，会剩下许多残次蔬菜，必须贱卖。平均一下，“跟卖给批发商差不多持平，有时还会低一些。”
最后，这场定价权的争夺以合作社的完败而告终。
不过，市场经济有一个令人鼓舞的特点：选择是双向的，即使超市占据主导。闫坤利的另一个身份是金泰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这个合作社今年4月刚刚成立，他的合作社并没有将对接目标选择在石家庄，而是对准了北京的大型超市，目前正在洽谈对接问题。“他们给的比石家庄高得多，黄瓜应该能贵3毛。而且咱们的政策扶持对接北京，到时候(农业对口部门)应该能上一个免费的包装车间。”闫坤利觉得未来很乐观。
■他山之石
规模和实力决定市场话语权
日本合作社主导90%农业生产
省农业厅有关人士认为，农超对接存在的不平等对话问题，必须通过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壮大、更多农民加入农业合作社来解决。他认为，当合作社成为一支主导力量，会有效地改变我国农民单打独斗、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大的现状，这将带来农产品销售模式的根本性变化。
据了解，目前中国仅有8.2%的农民加入了农业合作组织，这个数字在美国是80%，在日本则是90%。
这位人士表示，我们国家的现状是农民单打独斗，比如一个村子里有几十个农民，都在各种各的、各卖各的，每年种什么像赌博，往往是参考上一年卖得好的来种，结果造成农产品的“大小年”，选对了品种赚钱，选得不对了就赔钱。如果是在日本，则会成立一个协会把这几十人组织起来，比如成立一个白菜合作社或者土豆合作社。它是一个自发性的组织，不会像批发商一样赚中间环节的钱，又能凝聚人们的力量与市场进行对接。“日本的合作社做得非常好，我们可以借鉴他们的经验。他们有大量类似农民协会这样的组织，是农民自己搞的，每年交会费，目的是引导生产。种什么、种多少都是合作社来规划，农药、化肥、种子的采购，卖给哪个超市，包括保险、信息发布的引导，这些他们都能做到。”他说。
据了解，日本的合作社组织最直接的优点就是和交易商直接挂钩。订单生产使合作社和超市形成了一种稳定的供应链，因此价格波动非常小。这种精细化和可控制性值得中国农业借鉴。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曾说，心目中最理想的农产品销售模式就是农超对接，减少流通环节，实现订单农业、订单生产、订单销售。这种合作社形式既可以对农产品质量进行监控，又可以减少中间环节的交易成本，降低蔬菜价格的同时也维护了农民的利益，超市也会得利。当然，百姓也会得到实惠，因为价格的下降。
■结束语
平抑物价的终极路径在价格之外
本报记者 张君花
种植成本在涨，物流成本在涨，摊位费在涨.摊贩的房租也在涨，一片涨声中，我们深入探究菜价高涨的成因，我们遗憾地发现，此轮价格上涨，除了游资外，在整个蔬菜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中，可以说是有受益者、无大赢家。根本的原因在于高物价是货币泛滥和经济结构失衡相互作用的结果，而涨价本身给各个环节带来的增值部分，也早已被生产和生活成本的上扬蚕食殆尽。
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高菜价还是高物价，其成因和应对之策都远非一个产业、某一领域的问题。也正因如此，在经济全局的大框架下，在农产品价格上扬的大趋势下，要想缓解物价给城市居民生活带来的压力，仅仅通过农超对接简化蔬菜流通链条还远远不够。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当这组报道就要结束之际，我们将高物价的成因、农产品价格趋势及应对高物价的两难命题等核心观点编辑于此，以期向读者提供有关物价问题的完整轮廓。
一、推升物价五大原因1 游资之说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曾表示，目前市场上的流动性相对充裕，在楼市降温、股市低迷的情况下，社会上的游资容易把目光投向农产品，助推农产品价格上涨。
2 信贷狂潮
2009年，全国商业银行信贷增长达到9.6万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7%，较GDP增速高出近20个百分点。即使是今年以来央行开始对信贷进行收缩，但月贷款增量仍维持在5000多亿元以上。经济学家马光远认为，目前物价上涨根源在于货币发行量太大，这是导致物价快速上涨的主要原因。
3 货币供应
经济学家周其仁撰文表示，1995年以来，中国形成了出口导向、被动超发货币的经济模式，通胀经济是被动超发货币的恶果。今天中国广义货币超过60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GDP的1.6到1.8倍，广义货币与GDP之比全球最高。
4 美国输出通胀
今年8月以来，美元超发形成的贬值，已经撬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热钱流入进行短期套利，也让发展中国家恐慌。
5 成本推动
成本上涨，也被认为是本轮物价上涨的基础性因素。截至9月，全国已经有27个省市区上调了劳动力最低工资标准，而且国家已连续几年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
二、必然趋势：农产品涨价是大势所趋
省委省政府图书馆研究员李宏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通过两年的跟踪调研，我们发现农资价格在不断上扬，“农民都用机械耕种了，包括打药、机器收割等成本都上来了。”这是农产品涨价的一大原因。他认为，我国农产品与工业品的比价远低于国际市场，长远看，应通过温和上调保障农民利益。
三、两难命题：平衡农民增收与保障居民生活
农产品价格高了，城市居民生活压力骤增。农产品价格低了，处于供应链源头的农民收益会受到挤压。这是当前平抑物价面临的两难命题。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在2010年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表示：“一方面我们城市人觉得价格高了，通货膨胀上去了，所以舆论反应强烈。另一方面从农民的角度来说，我们用行政手段把这些价格压下去，农民认为吃亏。”
四、百姓企盼高物价凸显收入分配之必要
“物价起起落落，对不同群体影响截然不同”，河北省委政研室重大课题研究组组长胡冬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富人也不过是少买一两件奢侈品，他们的生活甚至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而普通工薪阶层，却普遍感受到物价上涨带来的生活压力，至于困难群体，生活就更为艰辛。这进一步凸显收入分配改革的必要性。对于低收入群体，保障他们的生活是国家责任；对于中低收入人群，应该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提高他们应对物价上涨的能力，至于富人的收入，应该通过税收等手段进行调节，以促进社会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