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市场形势严峻 国内经济矛盾纠结
稳增长列为明年首要任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推动明年经济社会发展，要突出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对此，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在明年的政策中又应该如何把握？记者就此采访了业内人士。
在“稳”的基础上求“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沈骥如对本报记者分析说，在即将过去的一年，我国经济的宏观调控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经济继续高速增长。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和问题仍很突出，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压力和物价上涨的压力并存，部分企业特别是一些中小企业和微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节能减排形势严峻，金融领域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潜在风险，经济还没有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同时，今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国际贸易增速回落，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各类风险明显增多。他说，明年，世界经济形势总体上仍将十分严峻复杂，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上升。国内外复杂的经济形势，大大增加了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难度。因此，明年的宏观经济工作的主基调是“稳中求进”。
“进”是要求有质量的增长
沈骥如表示，明年要“稳”字当头，确保我国经济保持稳定的增长。在“稳”字当头的同时，我们还要“进”，就是要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
“‘稳’，包括多层含义，如要稳大局，要协调国际国内格局不变；要稳政策，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变；要稳增长，要保持稳定增长的格局，使经济不大起大落等众多方面。总之是要使中国经济的长远预期稳定，要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不要简单纠结于涨与落之间。”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茉楠对本报记者说，“同样，‘进’字也需要正确理解，是‘进’而不是‘涨’，这就需要有突破性的、有质量的增长。”
防止经济大起大落
那么，怎样才能稳中求进呢？
“要实现‘稳’，就是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防止经济大起大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保持社会大局稳定。”沈骥如说，“而‘进’的核心就是要提高我国GDP的质量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这就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变各级政府的业绩观念，改变盲目追求高GDP的错误倾向。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要改善民生，要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张茉楠指出，当前，我们一定要在稳中求进的基调下关注经济的增长，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性，可能要超过速度的增长，要通过内生动力的增长来推动经济增长，只有包括产业结构、人才结构、需求结构、要素结构等的全方位升级，才能实现有质量的增长。
稳健的货币政策
■ 本报记者 周小苑
仍是稳健表述 内涵又有不同
货币供应或呈中性偏松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明年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基调仍为“稳健”两字。其实，在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也提出，2011年要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好流动性总闸门。一年之后，同为“稳”字，但意义却有所不同。
基调为何仍为“稳”
中央明确指出，明年将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只是将此前提出的“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的表述改变为“增强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前瞻性”。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无论表述上有何变化，宏观政策的主基调都是一样的，即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定的货币政策，而其主要目的就是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
他分析，“稳增长”的经济目标有三个：第一是要保持物价水平基本稳定；第二，要兼顾改变经济结构和改变经济增长模式；第三，要有前瞻性，以防越来越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在严峻的外部环境下，实现三个主要的经济目标，这一点2011年和2012年的情况是基本一致的，所以，中央提出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定货币政策相搭配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赵锡军说。
两个“稳健”意义不同
虽然中央一再强调“稳”，却不再将“控通胀”放在突出位置，将此前提出的“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的表述改变为“增强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前瞻性”。着力强调扩大内需，更加有预见性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之所以要强调‘稳’字当头，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形势比2011年要复杂得多。”赵锡军分析，比如欧债危机的发展和演变、美国大选以及国内经济存在的潜在风险爆发等，诸多可能出现的新情况都是我们需要应对的，因此也更加需要我们及时地发现问题，进行宏观政策的微调。
赵锡军强调，稳定的前提下中央强调“前瞻性”，这不是政策的根本变化，而是对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的微调，以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
稳增长更加突出
尽管基调同为“稳健”，但分析人士认为，与今年多次加息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不同，明年的货币政策实际操作将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而呈现中性偏松的格局。
具体而言，明年的流动性情况很可能比今年有所好转。赵锡军分析，明年由于贸易顺差大的收窄和资本流入的缩小，外汇占款投入不会向今年这么多这么快了，但采取措施保持资金流动性也成为新的问题。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室主任彭兴韵认为，明年货币政策需更多地预防一些潜在风险和变化导致的大幅波动，如地方融资平台及房地产等。
调整结构
■ 本报记者 叶晓楠
经济全速运行 结构难以调整
绝不能丧失这轮调结构好时机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自主协调发展”。对此，我们应该怎么理解？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业内人士。
当前是调结构的好时机
“中国经济的增速还在９％以上。９％以上是比较高的速度，我们过去习惯于两位数的增速，其实这不是常态。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没有太大变化，增速回落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茉楠对本报记者说：“事实上，当前正是调结构的好时机，我们看到，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在加快结构调整，在为新一轮增长做准备，为中国经济的长远着想，我们绝不能丧失这次调整经济结构的好时机。”
张茉楠进一步指出，经过改革开放３０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一些深层次矛盾需要解决。
“经济结构调整这个任务，已经被十一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不断重申了，可见这一任务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沈骥如对本报记者说，“如果经济的发动机以全速运转，甚至过热运转，经济结构就无法调整。因此，已经连续几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把GDP的增长速度定为8%。但是，各地地方政府的GDP冲动总是推高了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结果，大多数年份，都使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保持在9%以上，这显然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明年，在全球经济增长低迷、我国主要贸易伙伴需求增长放慢甚至下滑的情况下，适当降低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将为经济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环境。应该看到，我国经济存在着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这些问题的存在，使我国经济发展过分依赖投资、矿产资源和能源，过分依赖出口，造成了对外部资源需求的猛增、贸易摩擦和环境的污染，因此是不可持续的。调整经济结构，就是要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
应落实好各项调结构政策
沈骥如认为，明年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应该是继续调整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从过去依赖投资、出口、消费的力量顺序，转变到以内需、投资、出口均衡拉动经济增长的合理顺序上来。为此，要加强以新兴产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的发展，调整、压缩高耗能、高耗材、高污染的行业，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积极推动文化产业和其他第三产业的健康发展。为了加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要改革不合理的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和社会福利，坚持稳定物价的各种努力，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等。
张茉楠指出，应该注重既有各项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政策的落实。
“我们看到，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的推进调结构的各项举措，如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推动产业布局合理化等内容，均涵盖了对过去出台的一些调结构政策的重申和细化落实的内容，对此应该高度关注。”张茉楠说。
此外，张茉楠认为，当前还应该特别关注企业的转型。
实体经济
■ 本报记者 周小苑
防范虚拟经济风险 建立内需驱动模式
发展实体经济受到突出强化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突出强调“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是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运行新情况新变化，实现我国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的重要基础。
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国际贸易增速回落，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各类风险明显增多。展望明年，世界经济形势总体上仍将十分严峻复杂，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对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徐洪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认为，正是由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经济体虚拟经济发展过快，脱离了世界经济的发展。金融业本应服务于实体经济，但是金融业过度膨胀导致了当前的金融危机，这个教训我们要吸取，实体经济的发展才是根本，这个不能动摇。
“由于国外形势复杂多变，中国实体经济目前遭遇了一些困难”，徐洪才表示，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速下滑，虽然还在一定合理范围内，但是也存在下滑速度可能过快的担忧。因此，我们必须坚定发展实体经济，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导致经济的不稳定，避免使就业、收入、社会稳定都受到影响。
始终坚持发展实体经济
尽管我国经济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所取得的成绩值得肯定，但是会议同时强调，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和问题仍很突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物价上涨压力并存，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节能减排形势严峻，经济金融等领域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潜在风险。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加强风险评估，及早准备预案，及时采取措施，有效化解各种风险。
“我们应当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不动摇，使我国经济得到平稳较快的发展，才能解决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矛盾和困难。”徐洪才认为，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要有忧患意识，就需要把调整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十二五”期间经济发展的主线。只有实体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中国经济未来十年、二十年平稳可持续的发展才能得到保证。
建立内需驱动发展模式
为加快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就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会议指出，要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切实办好涉及民生的大事要事，注重提高发展的包容性。
对此，徐洪才表示，当前我国过于依赖外需的发展方式要向增加内需逐渐转变，而以往通过高投资来拉动内需的增长方式也是不可持续的。为了刺激内需，就要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增加他们的消费能力，就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通过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水平来促进消费，从而建立起内需驱动的、内增型经济发展模式，促进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以减少外部依赖和外部风险对我们的冲击。
提高收入
■ 本报记者 梁杰
提高报酬完善分配 降低税负增加福利
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成为重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成为一个关键词句，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迈向发达社会的发展重点
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段文斌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一次提出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并把它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之一，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完善，已经成为制约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扩大的一个关键因素。居民收入大部分来自于劳动收入，反映劳动收入的职工工资总额在GDP中的比重处于下降态势，从1980年的17%下降到2008年的11.2%。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实际上是从分配制度的层面上，找到了扩大内需的突破口。同时，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利宁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中等收入阶层是经济社会发展最有活力的阶层。是整个社会结构中承上启下的阶层，是社会的支柱阶层。中国社会结构向橄榄形结构过渡的过程，就是一个做强做大的大国经济发展战略实现的过程。所以，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首先它是任何一个迈向发达社会的经济发展战略要着重考虑的问题。
其次，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是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更加注重扩大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需要。我国这些年投资的倍数效应主要源自于投资尤其是政府花费型为主导的投资，而居民消费所起的作用相对不足。要转变到扩大内需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其核心就是要转变到以中等收入者为主力的居民消费上来。
再次，中等收入者，他们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是所有产业领域内的中坚力量。而且他们的素质还更多地表现在他们的社会意识更加独立，这也是对国家文化发展和政治改革进程最有影响力的阶层。更加与时俱进的文化和政治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必要的战略支撑。
怎样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
如何有效地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建设民富国强的和谐社会？
张利宁说，首先要依靠市场机制。这有几个方面。一是推进我国的产业门类的扩大和升级，为人们提供中等收入存在和发展的战场。二是以更加注重技术创新自主创新来提高我国经济在国际上的核心竞争力，技术创新自主创新是高素质为主体的中等收入者的大舞台。
他还认为，另一方面，要在收入的二次分配上，财政政策上应该给以考虑，使他们的家庭财力更充实，更有安全感。如，降低税负，医疗教育养老等福利政策落到实处。
段文斌认为,重点应该在于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使大量低收入者进入到中等收入者行列。为此“提高两个比重”和“实现两个同步”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即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同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