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中国经济2010年的表现，有两个特点非常突出：一是GDP增长重新回到快车道；二是财政收入同比增长20%以上，首次突破8万亿元的大关已成定局。
然而，在财政收入突破8万亿大关，稳坐全球第二大财政大国的时刻，税务部门的一系列举措非常令人不解，各种各样的加税措施层出不穷：为了调控房地产市场，即将推出房产税的试点；为了保护环境，即将推出环境税；为了保护资源，即将推出资源税；为了控制大排量汽车，实行分层车船税，等等。而国家税务总局的有关负责人在很多场合一再表示，未来减税的空间并不大。这些表态和举措，与中央一再倡导的“结构性减税”的大方向是背道而驰的。
中国宏观税负不可谓不重。前不久，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09/2010》显示，2009年按全口径计算的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了32.2%。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低收入国家的最佳宏观税负水平为13%左右；中下等收入国家的为20%左右；中上等收入国家的为23%左右；高收入国家的为30%左右。按照这个标准，中国宏观税收负担已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如果再考虑到中国的财政支出结构中，大量的用于行政管理费用的支出，比重高达18.73%(国家统计局2006年数据)，而同期日本的行政管理支出比重是2.38%，英国为4.19%，用于教育、社会保障、医疗等民生领域财政资金供给严重不足。这使我国政府的收入比例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相当的情况下，居民的税负痛苦指数却远高于欧美等国的主要原因。
再从企业和民众的生存境况看，仅以民企为例。目前，中国的民营企业面临的是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三维环境”：对内，宏观税负追英超美，企业负担沉重；对外，在整个产业链上，中国企业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利润空间日益被压缩。企业要生存下去：一是压低人力成本，一些地方的企业呼吁废除《劳动合同法》，一些企业主呼吁废除最低工资，就是基于这个理由；二是逃税漏税，对于小企业而言，在国民财富的大蛋糕中，在利润空间很低的情况下，只能从国家税收中逃一点，从员工那里压一点，用秦晖的话说，就是基本靠“低法治”优势、“低环境”优势、“低人权”优势等制度禀赋生存。
也就是说，在目前经济状况好转、中央财政收入良好的情况下，无论对于企业和民众，都应该进行减税，改善企业的生存环境，只有如此，他们才有可能考虑产业升级，才有可能调节收入分配。如果经济一旦好转，却首先将“加税”提上日程，一味想办法从企业和老百姓口袋子里掏钱，经济转型的根基何在？收入分配的调节又何来的空间和可能？在以上两者都不存在的情况下，中国制造的产业升级肯定就是一句空话。
“十二五”期间，对于中国而言，是发展模式转型和结构调整的关键五年，在国家财力已经足够庞大的情况下，应该坚持“结构性减税”的主旋律，给企业和民众减负，在国民财富的大蛋糕中，政府所得已经够多，继续增长只会影响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影响中国模式的转型。
